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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征军200师惨状:活吞田鼠 秘密火化戴安澜尸体

瞭望东方周刊 2011-04-23 13:15:22我要评论()

核心提示:当时驻扎在滇西 的第69兵站医院院长高生厚向《望东方周刊》回忆,他的医院就收容了许多败退的第200师官兵,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:“蓬头垢面、衣裳褴褛, 一些士兵见了吃的,狼吞虎咽,结果被胀死。由于控制饮食,他们就去田地里抓田鼠吃,抓到田鼠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。”

本文摘自:《瞭望东方周刊》2011年第15期,记者:孙春龙,特约撰稿人:戈叔亚,原题:《同古,一位将军的绝笔家书》

编者按

2008年5月,我们首次报道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;

2009年5月,我们组织了缅甸的9名老兵回国寻亲;

时值中国远征军组建70年之际,我们再次前往缅甸进行田野调查,历时月余。

这片飘荡着10万中国军人亡灵的异域,在几乎所有国人的记忆中,依然是一片懵懂。从本期起,本刊将陆续推出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系列报道《没有回家的士兵》,还原现场,关注个体。

亲爱的荷馨:

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(同古),因上面大计未定,其后方联络过远,敌人行动又快,现在孤军奋斗,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!为国战死,事极光荣??

安澜

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

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写下这封家书时,他和全师将士坚守的缅甸同古城,已被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炸成一片废墟。作为抗战初期国民党统帅部组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,第200师功绩卓越,在入缅作战之前,昆仑关攻坚战一役已闻名遐迩。

1942年3月8日,第200师作为中国入缅参战的第一支部队抵达缅甸同古,10天之后,就与来袭的日军展开激战。激战12天后,孤军深入的第200师奉命回撤。

而戴安澜的这封家书,竟一语成谶。

李根源的儿子也敢枪毙

在同古火车站的钢架梁上,《望东方周刊》竟然还能找到许多当年留下的弹孔。位于缅甸南部的同古,距仰光260公里,十六世纪上半叶,东吁王朝在此兴起,建立了统一的缅甸王国。这座古城,在1942年的那场战役中,毁于一旦。

已故的第200师老兵李希刚生前接受《望东方周刊》采访时说,有一次正在瓢北军部开会时,突然日本飞机来轰炸,大家迅速躲到桌子下面,轰炸结束后,大家发现,在轰炸中掉落的吊扇,将一位姓谢的上校的脑袋削去一半,“后来我在昆明遇到了这位上校的老婆,她看到我就追,我扭头就跑。你说,我怎么告诉她?”

在同古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,李希刚曾被派去接任第200师第600团牺牲的三营营长职务,镇守皮尤河。在河边修筑阵地时,因为河边的沙地过于松软,他命令将阵地后撤。结果第200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大骂:“谁叫你后撤的?老子毙了你!”

李希刚是国民党元老李根源的儿子。“你是李根源的儿子,他敢枪毙你吗?”《望东方周刊》问。

“那个时候,他敢的。”李希刚非常肯定地回答。

第200师步兵指挥官兼第598团团长郑庭笈在回忆文章中提到,3月18日拂晓,敌人搜索队约200人,骑着摩托车沿公路向同古前进,我摩托化骑兵 团及第598团步兵第一连进入公路两侧伏击,此次前哨战,击毙敌人30多,缴获步枪20支,这是日军侵缅战争以来,第一次遭到的失利,不但杀了日本侵略军 的威风,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“草鞋兵”的轻视。

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,戴安澜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,以沉重而沙哑的声音立下遗言:“余奉命固守同古,誓与城共存亡。余战死,以副师长代理;副师长战死,参谋长代理。”

但此后的形势开始逆转。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,“由于中英、中美间的矛盾,指挥上的混乱。局势出现了危急。异国作战,远征军粮食、弹药有限,没有向导,没有缅甸地图和盟军配合,久战不利。”

与日军激战12天后,第200师奉命回撤。台湾官方资料《抗日战史》记载,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。

目前生活在云南大理的贵州籍老兵王兆祥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,当时他在第200师军需处,负责管放黄牛和山羊,同古激战到最后时刻,战局对第200师已极为不利,有全师覆灭的危险,“副师长高举人(音)和一个姓苏的参谋长大声嚎哭。”

“撤退时,我见过戴师长一次,看起来非常疲倦,脚肿得不成样子,连皮鞋都胀了起来。”老兵李希刚说。

同古战役开始时,国内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战况,戴安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,但到3月底撤退时,再也没有见一个字的报道。

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具倒在路旁的尸体

贵州省普安县三板桥小学退休教师施仲珍,曾是第200师的文艺兵,她的丈夫杨致道则是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。

1942年3月18日,部队同日军正式交火。施仲珍的任务,主要是张贴抗日标语、帮助士兵写家书,以及参与护理伤员。之后不久,师政治部下令宣传队和部分伤员乘火车先撤回国。没想到,火车开出后不久,因缅奸破坏,脱节的十几节车厢在惯性的作用下挤成一堆。

“我和丈夫坐在后面的车厢里,只是受了些皮肉伤。我的衣服全撕破了,无奈之下,我脱下一位遇难战友的衣服穿上。”施仲珍向《望东方周刊》回忆说,之后他们和一群伤兵边走边寻找大部队,“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,我饿昏在路旁,有士兵给我喝了半碗米汤,才醒过来??”

有一天晚上,日本兵摸进施仲珍藏身的寺庙里,打死了穿着军装的10多名伤兵。因为施仲珍夫妇穿着民族服装,躲过一劫。后来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两人,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去,又让夫妻俩为他们烧火煮饭。借着找柴之机,夫妇两人从庙门旁的一条夹缝逃了出去。

施仲珍仍然能说出许多当年一起出征的姐妹:张秋、冯玉珍、曾庆茹??“但是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。”

第200师第599团第3营第9连的黄志超排长回忆,当初到达缅甸时,在各大火车站,侨胞们手拿小旗,满面笑容地拥挤在月台两旁,对来自祖国的军队 表示亲切慰问。第200师回撤后,于4月23日到达棠吉外围,翌日便与日军展开激战。但在25日晚又接到撤退命令,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传来,曼德勒失守, 腊戍告急,“第200师从棠吉大撤退,标志着中国远征军总崩溃的开始。”

幸存老兵王兆祥回忆,在棠吉,4月25日晚,师长戴安澜曾满怀信心地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致电:明天早上8点钟,要在棠吉缴日本人的枪,要活埋日本 人,要给同古前线阵亡的将士报仇。但接到的回电却是:中央来电,情况火急,日军已抵达怒江惠通桥,中央命令必须在早上7点前全部退出战场。

“特别是跟随回国的侨胞,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更超过部队,在行进的道路两旁,每隔三五十公尺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,回忆入缅时华侨欢迎的盛况,无不感到万分惭愧。路途中病死和因病而丢掉的士兵,超过战场伤亡的两倍。”黄志超在回忆文章中说。

当时驻扎在滇西的第69兵站医院院长高生厚向《望东方周刊》回忆,他的医院就收容了许多败退的第200师官兵,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: “蓬头垢面、衣裳褴褛,一些士兵见了吃的,狼吞虎咽,结果被胀死。由于控制饮食,他们就去田地里抓田鼠吃,抓到田鼠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。”

郑庭笈称,突围战中,给养困难,路途艰险,官兵90%患了疟疾,第598团第8连,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,“出国时全师官兵有一万人左右,回国后,只剩下约4600人。”

师部研究决定:实行秘密火化,带骨灰回国

“母亲王荷馨见到父亲的家书时,也见到了父亲的遗骨。”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。这封家书中,戴安澜还提到,“你们母子今后生活,当 更痛苦。但东、靖、篱、澄四儿,俱极聪俊,将来必有大成。你只苦得几年,即可有福,自有出头之日矣,望勿以我为念。我要部署杀敌,时间太忙,望你自重,并 爱护诸儿,侍奉老母。”

根据郑庭笈的回忆,5月18日,第200师撤退通过西保到抹谷公路时,遇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兵力,戴师长在混战中负伤,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。第599团团长柳树人和第600团副团长刘杰阵亡,遗体都没有找到。

“缅甸已入雨季,戴师长终日躺在担架上,雨淋日晒,又没有药可换,伤口已经化脓,到了5月26日下午7时,在缅甸茅邦村光荣殉国。”郑庭笈回忆,工 兵赶制棺材,夜间将戴师长遗体入殓,29日,因天气炎热,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,决定火化,将火化后的遗骨用绸布包好,装在木箱里,送回国内。

“弥留之际,他总是把师部几个人叫到身边,询问行军路线、军纪、生活等情况,唯一没有提及过孩子、夫人,没有留下一句安排后事的话。”第200师野 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说,戴将军牺牲两天后,遗体散发出异味,师部研究决定:实行秘密火化,带骨灰回国,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,我和几名医护人员给戴将 军换穿上干净的军衣。我们把砍伐的树木劈成段儿,堆积起四五尺高的柴垛,然后把将军的遗体放置其上。”

“我们背着师长的骨灰回国,副师长安排我背了6天。”幸存老兵王兆祥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,“戴师长负伤时,599团去向不明,当时戴师长还清醒,他说,‘我老戴这次不死的话,一定先斩后奏,先把599团团长柳树人杀掉,再把参谋主任和炮兵营副营长枪毙。’”

而戴安澜至死不知道的是,身为599团团长的柳树人,已先于他而殉国。

第200师回到云南保山后,师部派人打好棺木,重新装殓了戴将军的遗骨,并派一个排的兵力,护送戴将军的灵柩回昆明。灵车上,赫然竖起一根高高的竹竿,竿首高挑着将军殉难时的血衣。

“母亲非常的坚强。她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,在父亲去世第二年,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,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。”戴澄东 说,1949年,国民政府派人到我家,要母亲带着孩子们跟他们撤离,母亲回绝:“我的丈夫葬在哪里,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,决不离开他。”

1971年,王荷馨去世,一生未改嫁。子女们将她的骨灰移至安徽芜湖,和丈夫合葬。

戴澄东说,他于2011年初已经通过外交部向缅甸当局提出申请,希望到父亲牺牲的缅甸北部的茅邦村去祭拜。茅邦村因距离缅甸的宝石产地抹谷很近,外国人被限制进入。

在距离茅邦村不远的缅甸腊戍,当地华侨何建怀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,“戴将军牺牲时的那片树林还在,缅甸人不去砍,缅甸的司机路过那里时,都会主动按几声喇叭,他们知道,那里牺牲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将军。”

对那么多死去的兄弟,我们总得有一个祭祀的地方

“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,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,要记住,在茫茫丛林里、在漫漫公路旁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、在高山上、在峡谷中,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??”

这是2000年3月12日,位于缅甸同古的中国远征军纪念馆落成仪式上,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宣读的祭文中的一段话。1921年出生于河南的杨伯方,曾是新38师的一名汽车兵,参加过新38师孙立人将军的成名之战---仁安羌大捷,之后随同部队穿过野人山败退印度。

抗战结束后,杨伯方留在了缅甸同古,并于1955年到当地的一所华文学校教书。在这所华文学校里,有1951年由同古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修建的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。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,缅甸政府将全国的华文学校收归国有,同古的华文学校亦不能幸免,被改为缅语学校。

更令杨伯方伤心的一件事情是,1987年7月7日,“卢沟桥事件”爆发纪念日,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派人前往同古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时,却因为纪念碑在已归缅甸政府的学校里,遭到当地教育部门的阻止。中国官方的首次到访,就吃了闭门羹。

“想起那么多死去的兄弟,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。”杨伯方在2008年接受《望东方周刊》采访时说,“我就想,一定要把纪念碑迁出来,对那么多死去的兄弟,我们总得有一个祭祀的地方。”

在经过诸多的非议和曲折之后,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协助,杨伯方等5名华侨于1992年上书缅甸最高当局,申请将纪念碑迁出学校。但申请最终未见半点回应。

1997年初,杨伯方等再次通过大使馆上书缅甸中央,并通过国民外交等手段,双管齐下。终于,1997年3月5日,该申请得到了缅甸政府的批准。未 敢有任何停留,当年4月1日,成功将原来的纪念碑迁移至华人会馆的财神庙旁边。同时,杨伯方等人又筹款,修建了中国远征军纪念馆。在2000年3月12日 的纪念馆落成仪式上,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及当地的华侨社团均派人参加。

“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,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。”在纪念馆落成仪式的祭文中的这句话,却又成为杨伯方的谶语。2009年1月2日,这位在同古孤守数千亡灵的老兵与世长辞,终年89岁,最终依然没能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。

2011年2月27日,《望东方周刊》来到同古,在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前进行了祭拜。在杨伯方等人倾力修建的中国远征军纪念馆的横梁上,依然有“远征异域投身沙场埋骨他乡,反法西斯保卫和平扬名中外”字样,令人唏嘘的是,纪念馆已被改做一个停放自行车的库房。

陪同前往的华侨看出了异样,解释说,“修了纪念馆,没人来祭拜,又有什么意义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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